夏日選擇電動天棚簾遮陽隔熱

 5月6日是周作人的忌日，今年恰好是周作人去世五十周年。不過，他曾當過漢奸，所以沒人敢為他舉辦公開的紀念活動，他也就只能活在那些讀過他的書的人的心里了。

　　在前一篇周作人系列短文里，蕭陶說過，電動天棚簾解放后周作人沒有再一次受到追究。他安心在家寫作，靠稿費養(yǎng)家糊口。自1952年起，人民文學出版社就約請他翻譯希臘和日本古典文學作品，并按月預支稿酬。稿費起初為200元/月，后來周作人嫌少，出版社加碼到400元/月。1964年，“四清運動”開始后，出版社將周作人的稿酬減回到200元，即便如此也遠高于那時的大學教授的月工資。除了這筆固定稿酬外，周作人寫散文也有稿費。后來，他又給遠在香港的曹聚仁寫《知堂回想錄》，由曹安排在香港報刊上連載。知堂是周作人的號，《知堂回想錄》就是周作人的回憶錄。碼字養(yǎng)家雖然辛苦，但周作人一家人的日子過得還是有滋有味的，可這一切隨著“文革”的到來戛然而止。

  1966年5月16日，“文革”綱領性文件“五一六通知”獲得通過，電動天棚簾一場波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拉開帷幕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領導很快就被關進“牛棚”，造反派掌權后馬上停發(fā)了周作人的預支稿酬。周作人寫的文章也沒人敢要了。斷了經濟來源后，他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兒子周豐一夫婦微薄的工資收入來維持。那時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和妻妹（小姨子）羽太芳子都已經過世了。她倆花錢一向大手大腳。要是她倆還健在的話，周作人非得被她倆的唾沫腥子給淹死不可。

  8月22日，一群紅衛(wèi)兵小將沖進周作人住所——位于北京西城區(qū)新街口附近的八道灣11號。先是抄家，然后是批斗。說是批斗，實際上就是武斗。周作人被拉到院子里的榆樹下，紅衛(wèi)兵用皮帶、棍子抽打他。周豐一也被拉著陪綁。紅衛(wèi)兵在周家安營扎寨，時刻監(jiān)視、折磨與迫害周作人，并勒令他搬到洗澡間去住。后來經周作人的兒媳張菼芳哀求，才在廚房的一角支了張小木板床，供他容身。

　　電動天棚簾　此時的周作人年逾八旬，這樣的生活，對他來說當然是痛不欲生。他兩次寫信給派出所，央求他們給他點安眠藥，想一死了之。如果說前幾個月周作人的家人還只是為錢發(fā)愁的話，那么接下來他們就得為周作人的人身安全擔憂了。

  1967年5月6日，下午兩點多鐘，正在上班的張菼芳突然接到鄰居打來的電話。等她匆匆趕回家后，發(fā)現公公周作人趴在床上，身體冰涼，早已過世了。這一說法出自于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文潔若所寫的一篇題為《晚年的周作人》的文章。不過，作者并不是親身者，可她的文章卻被廣泛引用。電動天棚簾